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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文化”这个词的含义太复杂,太容易混淆,据说有人统计过,这个词有160种含义。我们现在只从最普通的一种含义来说它,就是指人类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总和,而且偏重于后者。

杜甫这个话题,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到各地去参观一些历史名人的遗迹时,非常注意观察历史名人的雕像。我觉得雕得好的,我是说在唐代诗人中雕得好的,一个是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的李白塑像,还有一个就是河南巩县杜甫陵园的杜甫雕像。江油的那尊李白雕像,雕的是李白青年时代将要走出四川的那种意气风发的形象。他佩着一把剑,昂首阔步,非常像我们想象中的李白。而巩县的杜甫雕像呢,也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垂暮的老人。他愁眉苦脸地充满怜悯地俯视着满目疮痍的大地。那是一尊使人看了以后心情很沉重的雕像。

杜甫


杜甫一生并不都是这样的,他也有过他的青年时代,有过他的少年时代,我们在杜诗中看到过他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生活的种种回忆。比如说,他在《壮游》这首诗里回忆,自己年轻时曾经在山东、河南一带游玩,他说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那时候,春天他在丛台上唱歌,秋冬之季在野外打猎,过着一种裘马清狂的生活。他甚至有对更早年的生活的回忆,他在50岁时写过一首诗,叫《百忧集行》,诗中回忆他10多岁时候的情况:“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大意是说,他15岁的时候还像一个孩子那样活泼,他的心灵完全是一个孩子的心灵,他像小牛犊子一样健壮,东奔西跑,他家院子里面有梨树、枣树,秋天,这些果实成熟了,他一天要爬树一千回(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爬上去采果子吃。可以看出,杜甫在35岁以前曾是一个裘马清狂的青年;10多岁的时候,是一个活泼健壮的少年。

但是,假如现在有一位雕塑家要塑造一个青年时代裘马清狂的杜甫,像李白那个样子,或者进而塑造一个少年时代的杜甫,趴在树上摘果子,然后指给大家看,说这是诗人杜甫,即使他说明这是青年杜甫,这是少年杜甫,我想大家都不会认可。因为我们认可的杜甫,就是那样一种忧国忧民的形象。宋代的黄山谷有一首诗写杜甫画像,里面有一句写得非常好,叫作“醉里眉攒万国愁”,也就是说,杜甫即使在喝醉的时候,他对天下的忧虑,或者说天下的所有忧愁都凝聚在他的眉间。后人评黄山谷这一首诗,说它“状尽子美平生矣”,一句话把杜甫一生写透了。所以我认为,杜甫的形象已经被历史定格为一位忧国忧民的形象,杜甫这个话题也就必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一个沉重的话题要拿来跟青年朋友们谈,或是对着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来讨论,我想这不是一件使人愉快的事情。大家听了以后,也许会觉得有几分沉重。但是正像宋代的严沧浪在他的《沧浪诗话》里说的,我们读有些作品,需要进入这样一种境界。比如说读《离骚》,怎样读才最好呢?你要读得泪如倾盆雨,衣服都打湿了,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懂《离骚》了。我本人的阅读经验也是这样的。我读我最喜欢的诗,读得肝肠如火,读得热泪盈眶,我觉得我这时才受到最大的审美感动。所以我们今天尽管是讲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耐下心来,听我从容道来。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的诗人,这一点似乎不用再讲,可以说地球人都知道。我今天要讲的是杜甫在整个文化史上的意义,因为他的影响早就逸出文学之外,逸出诗歌之外。那么,我们从哪里来切入话题呢?我们首先从后人对杜甫的评价来看。大家都知道,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由宋人开始奠定的,那么我们先从宋人看起。北宋的王安石,他是我心目中人品最高尚、理想最远大的一位政治家,他真正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王安石对杜甫就非常尊敬,他在一首题杜甫画像的诗里这样说:“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您的心灵是非常高尚、非常伟大的一颗心灵,在古代都是少有的;我希望您能够起死回生,让我做您的朋友。王安石对杜甫是多么的仰慕啊!

南宋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在《读杜诗》里对杜甫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同时对杜甫的思想、杜甫的道德以及杜甫在政治上的一些见解,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陆游甚至认为,假如杜甫有机会的话,他完全可能在政治上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作为。因此这首诗最后说:“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意思就是说,后人仅仅把杜甫当作一个诗人来看,我对这一点感到非常惋惜、非常不满。可见杜甫的意义远远逸出文学家、诗人之外。

我们再看一下南宋理学宗师朱熹的评价。大家知道,理学家,尤其是南宋的理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非常严格的,有时甚至是苛刻的,朱熹就是这样。我们看一部《朱子语类》,里面不受到他批评的历史人物是非常少的。在他们这种非常严格的道德标准的审视之下,很多历史人物都受到无情的批评。但朱熹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五位伟大的人物。这五位人物是哪五位呢?第一是汉代的诸葛亮,然后是唐代的杜甫、颜真卿、韩愈,最后是北宋的范仲淹。

诸葛亮和范仲淹这两位人物不用我多讲,大家都很熟悉,他们在政治上、道德上都有很高的建树,这是历史早有定评的。值得讨论的是唐代的三位人物。朱熹把这五个人称为“五君子”,唐代就有三君子,其中第一位就是杜甫,第二位是颜真卿。大家知道颜真卿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颜体的创始人。但颜真卿也是一位著名的忠臣烈士,他是为了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坚决反对藩镇的叛乱而被杀害的,是被军阀李希烈杀害的。第三位韩愈,大家知道,他是儒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也是文学史上的大人物,是“文以载道”的提出者,发动了唐代的“古文运动”。韩愈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活中,每当国家需要有人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仗义执言,奋不顾身,多次被贬到南方荒远之地。由此可见,“五君子”中除了杜甫以外的四位人物,他们的一生都在政治方面有很多建树,是功业彪炳的政治家,或是为国捐躯的烈士。唯独杜甫算不上一个政治人物。杜甫一生在政治上的建树,几乎没有多少值得提起的东西,因为他根本没有得到过那样的机会。他要报效祖国,他要忠于朝廷,他坚决反对叛乱,但是历史没有给他多少机会。他除了在肃宗的朝廷里偶然地仗义执言,从此受到朝廷疏远以外,其他时候始终是默默无闻,甚至很多时候是在民间。但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为什么也得到了朱熹的高度赞扬?为什么在朱熹看来,杜甫可以在从诸葛亮到范仲淹的这样一张名单中占有一席之地?朱熹说得很清楚,关键在于他们五个人有共同点,他们都有一颗伟大的心灵,他们在道德上、人格上都有伟大的建树。

朱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意思就是他们都是光明正大、磊磊落落的人,是在人格上成为楷模的人。这显然不是一种文学的评价,而是一种道德的评价、一种文化的评价。

到了近代,闻一多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杜甫》。闻一多先生是诗人,他的古典文学的论文,不像我们今天的教授写的论文,写得干巴巴的,枯燥无味,他是用诗歌一样的语言来写的。在这篇《杜甫》的最后,闻一多这样说杜甫:他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请注意,闻一多不是说杜甫是我们三千年文学史上的一道光彩,而是说他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这是一种极高的文化方面的评价。

到了现代,1961年,有一个国际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一个主席团会议,会上确定,1962年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其中有一位就是杜甫。由此可见,从宋代一直到现代,从中国到外国,人们都认可杜甫的意义,而且不仅仅限于文学史。杜甫确实是一位文化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的意义属于整个中华文化,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内容。

下面讲第二点。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杜甫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他在哪些方面起了这种代表作用?这里我们必须稍微阐释一下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我个人认为,中华文化虽然博大精深,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人本精神,它始终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是以人为一切价值判断的出发点的一种文化。这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是有所区别的。我们从中国远古的神话看起。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中,很多的主要人物都是天上的神灵,希腊神话中的诸神,都是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他们在天上俯视着人间,他们为人间恩赐幸福,有时也为人间带来灾难。但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就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大禹治水,我们的女娲补天,我们的后羿射日,这些神话里的主角都是凡间的人,都是人间某些具有非凡本领的、建立了丰功伟业的杰出人物,是某些氏族首领的代表。因为他们造福于民,或者为民除害,所以他们的人格就升格为神格,这样才构成了中华的神话谱系。在先秦时代,虽然诸子百家争鸣得很厉害,各种思想流派都提出了不同的观念,但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就是当他们思考问题的时候,不管是思考社会还是思考自然,他们的出发点在人,他们最后的落脚点也在人,这是一种人本文化、人本思想。

先秦诸子百家中对后代影响最大,后来成为我们中华文化主流的两派,可能就是儒家和道家。这两派虽然互相论争,看上去好像水火不相容,但是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非常重视人。所不同的是,道家所重视的是个体的生命价值,而儒家所重视的是群体的利益,儒家是在重视个体的基础上更重视群体,重视一个家族、一个宗族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利益。所以在价值观方面,儒家与道家是互补的,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中国的古人,我们中华民族的先民,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不是非常优越,所以他们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热带森林里简易地谋生,非常容易地维持生命。我们在黄河流域,在这个水深土厚、气候也不是很温暖的地方,而且有滔滔的大河需要治理,不治的话就会有水患。所以对中华民族来说,如果太强调个体生命而忽视群体利益的话,就不利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繁衍。因此,以儒家的孔孟之道为代表的这种伦理观念、道德理想,就历史地被选择为我们这个文化的核心精神。也就是说,道家只是一种补充,儒家才是核心。这不是由于儒家特别善于宣传,善于著书立说,或是某个杰出的儒者努力奋斗的结果,这是一种自然的选择。换句话说,中华民族在古代只能做这样的选择,否则的话,中华民族就难以维持下来。因此到了后代,尽管我们的中华文化不停地发展,不停地演变,出现了很多的支脉,也吸收了很多外来的新的养料,但儒家思想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儒家思想自身的复杂演变,基本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演变的主要脉络。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杜甫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或者说他具有何种代表性。我们回顾儒学的发展史,儒学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流派,一派被称为汉学,另一派被称为宋学,这是清代的儒生提出来的。前一个思想流派的代表是汉代的儒生,他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对儒家经典进行阐释,从训诂意义上进行阐释;而另一派就是宋代的理学家,他们主要从义理的方面,从哲学的角度,对儒家的一些原理进行追问,进行更加哲学化的演绎、推论。这两派也形成了思想史上的两个高潮。在这两个高潮之间,唐代应该说是处于一个低潮阶段,不管看哪本思想史或哪本儒学发展史,唐代占的地位都是不高的。唐代前不能比汉代,后不能比宋代。那么请问:儒学的发展在唐代停顿了吗?唐代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儒学的代表人物?钱穆认为唐代有两个最主要的儒学代表人物,一个是杜甫,另一个是韩愈。很有趣,两位都是文学家。我们不谈韩愈,我们看看杜甫。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我们能够说杜甫对唐代的儒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呢?

一提到儒学的发展,一提到唐代的儒学,大家马上就会想到唐初的《五经正义》。有的同学也许不同意我刚才说的观点,说唐代儒学有发展啊,我们的《五经正义》就是唐初编定的,是孔颖达他们撰写的嘛。但是我想说,《五经正义》尽管从唐代一直到现代都非常受人重视,是《十三经注疏》中最重要的读本,但是《五经正义》中的观念,它的义理,基本上是从汉儒那里来的,它在学理方面没有太多的新的阐发。我们也可以说,儒学的发展到了初唐,由于出现了《五经正义》,出现了定于一尊的权威读本,反而基本上停滞了。

但是杜甫不然。杜甫是用他的整个生命,用他一生的实践行为,丰富、充实了儒家的内涵。儒家学说从本体上来说,它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它非常重视人的行为、人的实践。所以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他们在青年时代,在中年时代,当他们还年富力强的时候,都不写书,不忙着从事著作。他们终年栖栖遑遑,奔走于天下,主要是从实践的角度推行他们心目中的道,等到最后觉得“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明确知道自己的道不行了,年纪也大了,没有精力再东奔西走了,才定下心来写著作,把他们的思想用著作的方式留给后人,扩大影响。儒家在本质上最强调的是实践,强调的是人生中的行为,追求生前的功业建树。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最好地体现了儒家精神,甚至是发扬着儒家精神的一个历史人物。

我们举几个小例子。儒家重视仁政,重视仁爱思想,主张在天下推行仁政。杜甫就用他的诗歌不遗余力地鼓吹这种思想,宣扬这种理想。儒家谴责贫富不均,认为贫富不均是国家最大的危害。杜甫对于这种现象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尽管历代揭露民生疾苦、揭露贫富不均的好作品相当多,但是我想,大家肯定都认可杜甫的两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在这方面描写得最为惊心动魄的名句,以至我们凡是听到贫富不均的事情,首先会想到这两句诗,杜甫在这方面体会得最深切。再比如儒家强调夷夏之辨,强调我们要有民族的尊严,要维护民族的利益,在与外民族的交往中既要追求和平,也要反对侵略,维持我们民族、国家的独立性。这一方面杜甫也做得非常好,“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安史”叛军很快就占领了长安,唐朝的很多大官都投降了,都变节做了“安史”伪王朝的伪官,包括当时的宰相陈希烈、驸马张等人。杜甫的好朋友王维等人也这样做了。唯独杜甫,唯独这个官居从八品下的一个小官,芝麻绿豆官,他坚持了民族气节。当然杜甫因为官太小,也没有受到“安史”叛军太多的注意,仅仅是被关在长安。但是他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逃过唐军与叛军对峙的一片战场,九死一生地逃回唐朝临时政府所在地。当时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举动,只有杜甫这样做了。在这些方面,杜甫确实是身体力行地体现着儒家的精神,用他的实践展示着儒家的道德风范。所以我完全同意钱穆的观点,在唐代的儒学发展史上,杜甫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他用他的行为阐释着儒家的经义,说明儒家提倡的道德规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另外,儒家非常重视修身养性,这一点因为长期受批判,以致大家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应该否定的命题。其实不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里,社会的基础是什么?应该是文明的个体,是有道德自觉的无数个体。个体不应该是受到外在力量的强制才做一些符合道德的举动,道德应该发自内心,来源于内心的自律,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所以儒家非常重视个体的道德建树,儒家崇尚人格精神。

在这一点上,杜甫堪称典范。我们知道,孟子曾提出一种大丈夫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能体现这种大丈夫精神的人,如果要在历史上找一个名人的话,会是谁呢?我认为是杜甫。杜甫很好地实践了这种精神,体现了这种精神。在这里,我想请大家注意杜甫的身份,中国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不算少,我们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来,但是这张名单中的大部分人,都在政治上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些人物在国家危难的时候,需要他承担起天下的责任。唯独杜甫是一个例外。杜甫一生基本上是一个平民的身份,他经常称自己是“杜陵布衣”(“杜陵有布衣”),又自称是“少陵野老”(“少陵野老吞声哭”)。布衣也好,野老也好,杜甫认为自己不过是民间的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凡的百姓。他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展示了儒家所崇尚的人格典范,我觉得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学习诸葛亮,学习范仲淹,当然有意义、有价值,但是大家会觉得很难学,他们距离我们太远了,他们的地位太高了。而且我们一般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那样的机会,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或忠肝义胆。那么,一个普通人,过了平凡的一生,他能不能实现道德人格的完善呢?完全可以,杜甫就是一个典范。儒家本来是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孟子说凡是人都可以成为尧,成为舜,都可以成为圣人。为什么呢?因为人性善,人的本性就是善良的嘛。明代的王阳明甚至宣称满街都是圣人,他一眼看上去,满街都是善良的人,这些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假如我们对“圣人”这个名词取一个很严格的定义,树立很高的标准,像朱熹那样高的标准,那么也许有人会问王阳明:你说满街都是圣人,你给我拉一个出来看看,哪个是圣人?哪个是按严格的标准都能称得上是圣人的人?我想,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请出一位人物来,那就是杜甫。杜甫就是平民中的一位圣人,虽然他诚心诚意地站在平民百姓中间,但是他是一位圣人。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这一点的要点是,在以人本精神为核心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杜甫是一个代表人物。

《杜工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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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讲第三点。杜甫不仅用实践体现着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而且用他的行为丰富了这种观念的内涵,甚至使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这也是对儒学、对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的贡献。我们说杜甫有仁爱之心,说杜甫忧国忧民,说他关心人民、关心民族、关心国家,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因为大家肯定从中学课本中看到了有关的论述,在读杜诗的时候也肯定会有深切的体会。然而杜甫的仁爱之心还不止于此,他除了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朋友,爱自己的同胞之外,他的仁爱之心还推而广之,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比如说爱其他民族的人。盛唐时期经常发生边境战争,以唐为一方,以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其他政权为另一方。这些战争的性质很难确定,但是至少有几场可以肯定是唐帝国所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性质的。比如说与南诏的战争。南诏是云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不管从《新唐书》《旧唐书》,还是从《资治通鉴》来看,那一次战争都可以肯定错在唐、曲在唐。唐帝国对南诏发动战争以后,多次失败,甚至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有很多人,包括很多有名的诗人,都被鼓起了一种错误的爱国热情,鼓吹要打南诏,要把它打败!这些诗歌的作者包括高适,包括储光羲,他们都写诗歌讨伐南诏。唯独杜甫清醒地看到了那场战争的非正义性质,清醒地看到了那场战争给人民的和平生活带来了巨大破坏。所以他写了《兵车行》。《兵车行》这样的诗当时其他诗人都写不出来,只有杜甫能写,原因就在于杜甫具有特别深厚的仁爱精神,他觉得外民族、异民族的人也是人,我们的仁爱之心也要施及于他们,我们应该与他们保持和平。杜甫把仁爱之心一直推广到外民族的人民去了。

爱人本来是儒家学说的精髓。仁是什么?儒家说,仁就是爱人。除了爱人以外,杜甫的同情心、仁爱之心,还推广到了人以外的其他动物,推广到了宇宙中的一切生命。这一点也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在杜甫的诗中无数次地看到他充满爱怜地描写动物、植物,不但那些外形美的,外形雄壮、坚强有力的,比如马啊、鹰啊、松树啊,这些能够引起人的审美愉悦和崇高感的对象,而且一些细小的并不那么美的东西,杜甫在写到它们的时候都充满了爱心。杜甫看到江面上横着一张密密的渔网,很多鱼都被困在那张网里,他就很同情那些鱼。他说:“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他认为生物有的大,有的小,它们的命运有的好,有的不好,但人对它们都应该有一种关爱之心。

我们知道,“恻隐之心”本来是孟子提出来的。但孟子提出“恻隐之心”的时候,他关注的对象仅仅是人。他说有一个小孩子将要掉进井里去了,我们大人看到了都会产生恻隐之心,都会去救那个小孩子。他关注的仅仅是人。而杜甫的关注却推广到所有的生命,宇宙间的一切生命,杜甫的有些作品在描写生物的时候,可能有一种隐喻或者象征意义在内。比如说他在成都的时候,他曾经写诗咏过病柏、病橘、枯棕、枯楠,就是咏那些生了病的柏树和橘树以及枯萎的棕树和楠树。关于这一组诗,后代很多注家都说这实际上是隐喻,或者说是象征,是象征遭受战乱之苦,又忍受沉重的苛捐杂税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在生活的沉重负担下奄奄一息,好像那些垂死的植物。这也许是对的,但是杜甫还有很多诗歌并没有这样一种隐喻意义,他关注的就是那些细小的生命本身。有一次他坐船从一条河上经过,看见船前有一群小鹅游过,幼年的鹅是黄色的,杜甫诗里就说“鹅儿黄似酒”,小鹅的颜色像黄酒一样,黄得可爱。他又说:“对酒爱新鹅。”他对这群小鹅非常喜爱,担心它们体小力弱,他说:“翅开遭宿雨,力小困沧波。”鹅儿很小,翅膀也很弱,在江中的波浪间能游泳吗?雨点沾湿了它们的羽毛,还能浮在水面上吗?最后,诗人喃喃地问那些鹅:“客散层城暮,狐狸奈若何?”等到黄昏来临,人们都散去了,狐狸跑出来了,你们的安全怎么办呢?会不会被狐狸抓去呢?诗中对于弱小生命的深切同情,对小鹅的那份呵护之意,令人感动。

我觉得,把仁爱之心从人推广到普通的生物,这本来是儒学的一种发展方向。大家知道,到了宋代,理学家张载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命题,叫作“民胞物与”。原话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他的意思就是说,老百姓,所有的人民,都是我的同胞兄弟,而所有的生物都是我的朋友。这样一种精神在理论上要等到宋人才阐发出来,但是在文学中,唐人杜甫早就用他的美丽诗篇广泛地予以弘扬了。我觉得这是杜甫对于儒学思想的一大贡献。

此外,杜甫以他本人的行为和实践使儒学所提倡的仁爱之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在这里,我们要把中国古代的仁爱精神与西方的博爱精神稍微做一些对比。我个人认为,西方博爱精神的最初来源是宗教。来源于宗教的博爱精神,本身当然是一种很可贵的价值观、伦理观,但是我们推到它最初的起源,西方人最初怎么会产生这种博爱精神的呢?一是服从于神灵的指点,是神灵叫你要博爱;二是对于人类祖先所犯下的原罪的赎买,亚当、夏娃就犯了原罪嘛;当然还有一种等而下之的、境界比较低的动机,就是生前做善事,是为了死后进天堂,这样的博爱之心是一种对于将来进入天国的入场券的预付,我先买好一张入场券在这里,死了以后就可以进天国。但是中华民族的仁义之心不是这样的。儒家强调“仁义理智根于心”,一切的爱心都是从内心自然流露出来,自然生发出来的。孟子有一个很好的判断,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我们的仁爱之心是哪里来的呢?首先是由于我关爱自己的家人,我敬爱自己的老人,孝顺自己的老人,推而广之,我也爱别人家里的老人;我爱自己的孩子,推而广之,我也爱普天下的儿童。这是一种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自然的情感流动。我觉得这样一种情感流动,在这个意义上生发出来的仁爱之心,更自然,更符合人的本性,也更切实可行。

杜甫用他的诗篇、他的行为很好地阐释了这种伦理价值观。杜甫在诗歌中有很多地方都既写到他本人以及他的家庭所遭受到的不幸、所产生的痛苦,又延伸到普天下的百姓。当他到奉先县去探亲的时候,突然发现家里最小的儿子已经因挨饿而夭折了,他非常悲痛。一个小孩子饿死了,怎能不悲痛呢?他也感到非常惭愧,觉得自己身为父亲,居然没有为孩子提供足够的食物,让他饿死了。但与此同时,他马上又想到了普天下还有很多比他更贫困的人,那些失业之徒——他说的失业之徒就是失去田地的农民,那些在前线戍守的将士,他们遭受的痛苦比他更加厉害。所以他就把关怀之心从家庭扩展到整个民族、整个社会。在一个暴风骤雨之夜,他的茅屋被大风刮破了,雨漏下来了,床上都是潮湿的,他整夜不得安眠。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他希望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拥有一所牢固的、安稳的茅屋,有一个容身之地,他更希望普天下的穷人都能够有一个安居乐业之所。

杜甫的仁爱之心是由近及远地逐步推广开来的。我觉得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作品是杜甫乾元年间在同谷写的那一组诗,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那个时候杜甫从甘肃的天水向四川的成都逃亡,因为他生活不下去了,想逃到成都去。途经同谷——同谷就是现在甘肃的成县,在宝成铁路上,我到那里去看过。正是寒冬腊月,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生活陷入了绝境。他在那里写了一组诗,共有七首。我们看看这七首诗的顺序。第一首说:“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就是说有一个客人,他叫杜子美。他已经白发苍苍了,但生活潦倒。第二首就写到他的家人。岁暮天寒,诗人全家都没有饭吃。为了给家人找一些东西充饥,他就拿了一个铁铲,到冰天雪地中去挖一种野生植物,挖一种叫“黄独”的东西,想挖它的块根,带回去给家人充饥。可惜大雪封山,什么也没有挖到,空着手回到家里。家里正是“男呻女吟四壁静”,一家老小都饿得靠在墙壁上呻吟,话都说不出来了。第三首说:“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诗人想念他离散在各地的三个弟弟。第四首说:“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诗人想到他一个已经守寡且独自拖着三个幼小孩子的妹妹远在钟离。然后第五、第六、第七首都想到的是国家的命运,想到现在战乱不止,天下动荡。他的整个的思考过程,他的感情的流露方向,也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这样的一种情感流程,这样一种仁爱之心的发扬,我觉得是最符合人类的本性的,也是最切实可行的,最自然的。因此在这一方面,杜甫堪称儒家仁爱精神的杰出阐释者。

中华文化最后积淀下来的内容是什么?是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的陶铸。传统文化有博大精深的内容,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最后都凝聚在我们的民族性格上,凝聚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上。陶铸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当然不是某个人的贡献,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这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很多人物共同努力的结果。我现在要说的是,杜甫在这个过程中是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杜甫的行为、杜甫的言论、杜甫的诗篇就是我们民族性格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四,我想从文化史的角度谈一谈杜甫对后代的影响。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我们为什么要评价他为杰出的历史人物呢?我们为什么评价杜甫为“诗圣”呢?我们主要是看他的影响。杜甫对诗歌史的影响,当然不用我再说,这也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可以说,自从有了杜甫以后,中国的古典诗歌就再也不能摆脱他的影响了。至少在“五四”以前,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怎么写诗,你都无法逃避杜甫的影响,他的影响已经潜在地渗透在一部诗歌史中了。这个我们就不用再谈了。

我们来看一看在文化上面,在诗歌以外的一些文化领域中,杜甫产生了什么影响。杜甫一生漂泊江湖,走过许多地方。他的死亡、他的安葬至今都是一个谜。他到底是怎样去世的,他安葬在什么地方,现在还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话题。现在在中国各地留下了很多杜甫的遗址,杜甫的坟墓就有八座之多。八个地方有杜甫的坟墓,其中湖南的耒阳和平江、河南的巩县和偃师,这四个地方的杜甫墓都被当地人认为是真的。大家争得很厉害,都说这里才是杜甫的坟墓。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很多地方的人民,都非常希望这位伟大的诗人是安息在他们那个地方的,安息在他们的家乡。当然,更加著名的就是成都的杜甫草堂。我每次到成都去,一定要到杜甫草堂去朝圣,去缅怀杜甫。杜甫草堂现在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园林,里面亭台楼阁,花木扶疏,环境幽静,整个氛围都使人肃然起敬。当然杜甫生前没有住得这么好,杜甫生前住的草堂,就是他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描写的那个破草房。那么,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一座园林被称为杜甫草堂呢?我想成都草堂呈现出今天这样的面貌,这是后代的人民为杜甫落实政策。后代的人民觉得,我们的伟大诗人不应该住在一个漏雨的破草房里,他应该住在一座安静的、优雅的园林里,让他对着花木、对着亭台楼阁更好地写他的诗篇。所以,成都草堂已经成为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这是杜甫在文化上的一个巨大的影响。

成都杜甫草堂之茅屋故居


与此同时,杜甫的影响也深入其他的艺术领域。现在有很多的书法作品是写杜诗的,很多的绘画是以杜诗为题材的,数量非常多,我在成都草堂就看到过50多种历代名人的书画,都是以杜诗为题材的。

我们还可以说,杜甫诗篇的光辉照耀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杜甫一生走过很多地方,写过很多优美的诗句吟咏我们的大好河山。当大家登上山东泰山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地方都刻着杜甫《望岳》中的句子,“齐鲁青未了”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啊,泰山上到处都刻着这些诗句。其实,即使没有把杜诗刻在石壁上,任何一个稍微有点文化常识的人登上泰山,心中自然会想到“一览众山小”的句子,这些诗句已经刻在人们心上了。假如你再走到洞庭湖畔,登上岳阳楼,你马上就会看到廊柱上刻着杜甫吟咏洞庭湖的句子:“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一句话,杜诗和它所吟咏过的祖国河山已经结为一体。中国人游览山水有一个习惯,总觉得有人文内涵的景点更有意思,更有趣味。我不喜欢袁子才的诗,但是袁子才有一句诗说得很好,他说“江山也要伟人扶”,就是说江山也需要名人的扶持。我觉得杜甫,当然还有李白,他们所吟咏过的祖国的大好河山,就因为那些杰出的诗篇而有了一种文化意义,不再是一个纯自然的东西。这是杜甫的一大贡献。

杜甫在后代的更大、更重要的影响,是关于后人的人格塑造或者道德建树的。一部杜诗,几乎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也就是说,伟大的诗篇往往不是产生在一个和平幸福的年代,而是产生在国家多灾多难的时代。这时候,文学的任务、诗歌的任务才凸现出来。杜诗的意义也是这样凸现出来的。因此在后代,特别是宋代以后,每当中华民族遭受艰难困苦的时候,杜诗就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无数的爱国志士都从杜诗中吸收营养,汲取力量。

北宋将要灭亡的时候,爱国名将宗泽主张坚决抗金,但是报国无门,朝廷掣肘他,他没有办法渡过黄河去杀贼。所以他在临终的时候,吟诵着杜甫的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李纲也一样,在他担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时,他亲笔题写杜诗,送给他的朋友,以此鼓励他的朋友。

最明显的例子当然是南宋末年的文天祥。文天祥被抓到燕京以后,在狱中关了三年,始终不屈,始终坚持民族气节,最后从容就义。他在燕京狱中熬过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皇帝都已经投降了,太后都已经投降了,家人都失散了,南宋已经灭亡了,他为什么还要在那里维护民族的尊严,坚持民族的气节,就是不投降呢?为什么呢?是一种怎样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支撑着他?文天祥在他的《正气歌》中写道:“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我在一个刮着大风的屋檐下面,就是在监狱里面,展开书本来读,古人的道德光辉照亮了我。文天祥所说的古人的著作,首先就是杜诗。所以文天祥在燕京狱中写了200首《集杜诗》。他把杜诗的句子从原诗中抽出来,重新组合成一首新的诗,一共写了200首,都是五言绝句。这说明一部杜诗就是支撑文天祥的精神源泉,一部杜诗就是文天祥民族气节的核心内涵。

我觉得,杜甫在这方面的巨大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过分的。我曾经听很多位前辈说过,当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投降了,很多流亡到重庆、成都的前辈听到这个消息,都不约而同地吟诵起一首诗,就是杜甫的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个时候,大家觉得最能表达自己心情的就是杜诗。

刚才说的都是限于国内的影响,实际上杜甫的影响早就越出国界。从13世纪开始,杜诗就在我们的东亚邻国,如韩国、越南、日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到了1481年,韩国就出现了世界上首部完整地把杜诗翻译过去的全译本,叫《杜诗谚解》。所以杜甫的影响早就越出了国界,他是一个世界文化人。我甚至在我不太喜欢的一个邻国也发现了这样的现象。说实话,我对很多日本汉学家的学术成果是相当尊重的,他们确实研究得很细、很透,但是我一直觉得他们那些人不可亲。但其中有一位是例外,这个人的名字叫吉川幸次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吉川幸次郎是一位一辈子研究杜诗的专家,写了很多关于杜甫的著作。他在他去世的一年以前或者两年以前,专程到中国来,到河南的巩县,到杜甫的出生地去朝拜杜甫。他专门用白布做了一件长袍,他认为唐朝人所穿的礼服就是那样子的,他准备到了巩县的杜甫出生地以后,就穿上这件长袍来行礼。可惜他到了郑州以后,在那里停留了好多天,要求到巩县去,但是我方没有同意。因为那时候有规定,县级以下的地方外国人是不准去的。巩县是一个县,所以吉川没能去成,最后很失望地回去了。因为这件小事,我就觉得吉川教授这个人很可亲。

西方人对我们的古典文学比较有隔膜,但有一位美国的现代诗人,名叫雷克斯罗斯,他曾经表达过这样一个判断——这是我们南京大学外文系的张子清教授告诉我的,他翻译过雷克斯罗斯的诗,这位诗人说,他读了很多杜甫的诗,认为杜甫的价值非常大,杜甫所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人与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他认为只有这种品格才能最后拯救我们这个世界。最后拯救世界的不是高科技,不是其他东西,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宽容和同情。他又认为,孕育了杜甫、给杜甫赋予这样一种品格的文化——当然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比孕育了《荷马史诗》的希腊文化更加伟大。因为《荷马史诗》中缺乏这种精神。这是外国朋友对杜甫的评价,我听了以后当然感到很高兴。

最后,我想用一句话作为我这次演讲的结束语,那就是刚才我引用过的闻一多先生的一句话:杜甫确实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本文为《杜甫十讲》代跋,是作者、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于2003年11月12日在南京大学逸夫馆报告厅所做演讲的文字整理稿,2004年9月16日、17日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播出。

《杜甫十讲》,莫砺锋/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好读文化,2022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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